地方政府被迫一哭二要三折腾0光纤转换器

地方政府被迫“一哭二要三折腾”

香港环球经济电讯社(GEDA)首席经济学家江濡山

很显然，中央与地方利益关系已经演变为越来越尖锐的利益博弈。财税改革之所以难，就难在税收这一刀切下去，给中央留多少、给地方分多少。在这个的博弈棋局中，中央在“明争”、地方在“暗斗”，相互冠冕堂皇、心照不宣。

现在，地方政府的理由是：分税制改革以来的税收政策，导致中央财政吃肉地方财政喝汤，地方政府被迫“一哭二要三折腾”：向中央哭穷乞求施舍，向上级财政要项目争资金，搞土地财政瞎折腾。其实，这个问题是中央集权模式下的国家治理机制的必然现象。

市场化条件下大国治理的有效策略是合理分权而不是集权，因为分权可以把任务、责任及惩罚合理分解下去，而集权治理的缺陷是：地方政府可以尽情投资折腾而不用承担责任：既可以冠冕堂皇唐地把责任上缴给中央---因为执行的是中央决策与政策，也可以悄悄默默地转嫁给下一任(届)。

对于一个地域广阔的人口大国而言，强化地方自治比中央集权自治更有效果。虽然中国可以拒绝西方的洲联邦自治模式，但是要认识到和借鉴其中对中国有用的策略。比如西方国家的洲(省)自治，地方官员的任何作为及决策，不仅体现了高度的透明民主，而且体现了高度的责权利一直，而且地方立法和司法机制，可以有效地对地方决策者及执行者，启动追责机制。而中国的很多中央集权决策，导致地方挑挑拣拣地执行，事情干砸了，把责任上缴；成功了则把功劳和 好处据为己有。

近年来，地方政府之所以敢于大胆举债，就在于现行体制及中央与地方的利益博弈格局，“迫使”地方政府越来越站在中央利益的对立面，这个问题已经到了非破解不可的程度。破解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：一方面中央政府要简政放权，减少审批和刚性支出；另一方面，强化地方立法及中央监督，实施有效的地方党政决策者的追责机制。而最主要的任务是“解决中央政府层面与地方政府层面各做多少事各花多少钱的问题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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